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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晓明提到，目前我国进行重点保护的大遗址约有150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17000平方公里。例如长城、大运河这类遗址，面积都超过了1000平方公里，的确符合大家对单体规模大的直观印象。同时，在大遗址内，往往有能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情况的遗存，也体现出大遗址的构成多样、内涵丰富。还有一些大遗址，延续时间长，类型复杂皇冠登录入口，蕴含历史信息丰富，研究价值大。
通过对遗址的研究，可以使大家更深刻地从细节上了解、认识自己的历史。柴晓明提到，他曾实地参观过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的邺城遗址，若非亲眼所见，难以置信魏晋时期的城市建设技术竟已如此发达。“比如当时的下水道，内部高度竟有两三米，我们开玩笑说，可以在里面开卡车了。”柴晓明感叹道，遗址类是中国不可移动文物中数量最多的，也是反映中国17世纪中叶以前历史的主要实物例证，是中国古代文明信息的主要载体，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研究和应用价值，也是当今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
既然遗址如此重要皇冠登录入口，能不能一股脑地让居民、工厂都迁走，完完全全把遗址保护起来？柴晓明在讲座第二阶段，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困难。他讲述了一次真实的经历：“有一次，一位在遗址区域生活的老乡问我，文物属于全国人民甚至属于全人类，价值重大，这些我都懂，但是为啥让我守着它们受穷？而别的地方可建工厂、挖鱼塘赚钱？”
柴晓明提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众多人口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求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非常突出，也决定了数量众多、面积大且地域分布广泛的大遗址作为国土资源，面临着比其他类型文物保护更多来自土地的压力与挑战。他例举了大遗址所处区域的数据，位于城镇建成区的大遗址占比14%，位于城郊或城乡接合部占比则高达66%。
“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遗址区域，就是土包包，对于观赏展示来说，比较无聊。那要不要在遗址上复原新建呢？”柴晓明以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为例，向观众提出了问题。他解释道，如果有人建议复建未央宫，那肯定会有人提出反对：“你怎么知道新建的能展示未央宫的价值？若有错误，就是对公众的误导。”
同时，当下的遗址保护工作依然会有资金、人力短缺的问题。柴晓明呼吁，社会各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关注、加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有人问我，做文物保护工作需要什么专业？我觉得，什么专业都需要。”历史考古自不必说，其他诸如材料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皇冠登录入口，甚至是哲学、新闻学等。道理很简单，文物是历史上各行各业的遗存，对其认知、保护、展示需要各个专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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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毕业实习在山西临汾曲村，李老师很关心我们的食宿，亲自给我们买菜。有一次赶集，李老师叫上我一块儿去。”身为业界知名学者皇冠登录入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仍对40多年前的“买菜事件”记忆犹新。“我当时很纳闷，就问李老师‘我去买菜干什么？’李老师说，‘你以后如果做考古队队长，从业务到生活都要管，所以要全面训练，你得学会买菜，从后勤保障到队员的基本生活都要考虑’。”何驽深有感触地表示，自己真正当上考古队队长之后，才明白李老师当时的良苦用心，“考古工作不仅需要做好发掘整理，同样需要照顾好工地现场的每一位同事、每一位同学。”
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也对李伯谦先生的“电话粥”心怀感念。“我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新密新砦遗址的考古研究，李老师亲力亲为，经常到工地指导。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李先生已经是著名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但是我们一打电话都要讨论一两个小时。”顾万发回忆，夏、商之间有没有过渡期的存在当时尚有争议，李老师安排在新砦遗址进行研究，“新砦期”被证实也体现了李伯谦先生“独具慧眼”。
“李伯谦先生的这套文集是先生学术成果的一个集大成，是中国三代考古的典范之作，也是考古学人、特别是青年考古人入门必读的经典。”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雷兴山表示，文集的出版也是中国三代考古的一个丰碑式的“里程碑”，“对我而言，这套文集不仅体现着李伯谦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多的也成凝聚着先生为人、为师、为学的思想，展现了他作为一代考古宗师的大德、对考古事业和后人的大爱情怀与风范品格。”
李伯谦先生1961年从北大毕业后就开始躬耕田野、教书育人，见证了中国考古学从弱到强、由强变盛的全过程。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徐坚认为，李伯谦先生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且在每个阶段均有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全面展现在文集中，使得该文集堪称一部“中国考古学史”，既囊括了“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中华文明演进两种模式”“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等影响深远的理论创见，也凝结着先生对夏商历史、文明起源、文化遗产保护等重大课题的深度思考。
河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层面推动的大型学术工程都围绕着河南展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刘海旺介绍，李伯谦先生对河南的考古工作给予了非常悉心和全面的指导。“李伯谦先生最卓越的贡献突出在夏商阶段，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发展提出了非常具有开拓性的科学论断。今年我们重新启动国家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在这个时期出版《李伯谦文集》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刘海旺介绍，经过多年探索，河南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如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发现，重要的宫殿、祭祀遗存，甚至包括天文方面发现皇冠登录入口，都离不开李伯谦先生的学术研究与论断。“此外，对我们郑州商城、早商文明的探索和研究，李伯谦先生也给予了非常悉心的指导，他认为郑州商城是夏商之际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是研究夏文化的一个起点，我们要更加高度重视郑州商城的考古工作。”
“可以说李伯谦先生引领了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孙庆伟表示，读《李伯谦文集》时，初学者可以将《感悟考古》长篇《导言》作为最先阅读的篇目，然后可以“倒着读”，次读先生关于文明探源研究、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等诸稿，最后再追溯先生早年发表的三代考古、青铜器研究及晋文化考古等某个具体领域或区域相关考古问题的研究文章。“或许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得其大者’，才能更好地体悟先生在后学心中之为考古学的‘大先生’之处。”
“李老师对于我们青年人的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要‘扎根田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曹芳芳表示，考古学一切知识体系的建立都是从田野“生长”出来的，李老师不管是执教还是退休后，包括他在80岁高龄时依然奔波在田野一线，用观察到的材料做学术研究的支撑，包括后来一些关于中华文明很多宏大格局的思考，都是从田野、从一线得出的。“第二个收获是他的‘多维互证’思想。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李伯谦老师一直给我们提倡要多学科知识融合。包括他在主导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我觉得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曹芳芳说：“第三个收获就是在治学方法论上，李老师的研究路径都是从微观中得到宏观，来做到以小见大，以上三个方面李老师都给予了我们很好的示范。”
在治学态度上，《李伯谦文集》也给予青年学者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点就是要有顶天立地的治学之道。‘立地’就是刚才提到的做学问要扎根田野；‘顶天’就是要有思考宏大格局、整理凝练理论的能力。”曹芳芳深有感触地表示，自己的老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这种治学精神的传承就像“祖孙三代”的关系一样踏实而严谨，“如同一条血脉，流淌在治学教学的具体实践之中。”